《隋唐演义》是在以前关于隋唐的正史、野史、民间传说以及通俗小说的基础上汇总加工而成。它的诞生标志着说唐题材小说创作的转型,同时也代表了明末清初长篇白话小说发展的一种趋势,其成功经验对此后的小说创作如《红楼梦》等也有一定的启发、示范作用。
由于题材来源的复杂性,《隋唐演义》体现的历史观也比较复杂,褚人获在总结隋唐两代兴亡教训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。
国家的兴亡,“虽系天命,多因人事”,冥冥中虽然有一个定数存在,但只要统治者“能恐惧修省,便可转灾为祥”,这可以说是作者历史观的核心内容。总的来说,作者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国家兴亡时是肯定“人事”的,尤其在对隋炀帝、唐玄宗的具体分析方面带有较浓的理性成份。但传统的道德理性观念无法解决一切问题,因此在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作者又不得不搬出非理性的“天命”、“天数”。如作者在谈到隋时多强调“人事”,但一关涉到唐就会奢谈“天命”。
封建伦理
《隋唐演义》塑造了一些维护封建伦理关系的人物形象、故事情节,有时作者还对伦理关系表达自己的看法,宣扬对封建伦理的遵守。
作者在宣扬封建伦理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这层面纱,这种对封建伦理的矛盾表现,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帝王将相内部弱肉强食、互相残杀的血腥画面,同时充分展现了褚人获对待封建伦理的困惑心态。
思想局限
从今人的眼光来看,《隋唐演义》思想上的局限有两点:首先,它不仅以大量篇幅直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,而且正面塑造了以愚忠求宠的王义、姜亭亭夫妇的形象。如小说花费大量的笔墨写王义夫妇怎样用头发做成“青丝帐”以谢“隆恩”,博得隋炀帝一笑。作者对这对愚夫愚妇的“品行”津津乐道,赞赏不已。又如,作者谴责了隋炀帝的暴政,却又不厌其烦地渲染朱贵儿等人以“殉节”报答昏君的故事。这表明,在作者的心目中,“忠君”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,即使这“君”如狼似虎。其次,作品在总体结构上以朱贵儿、隋炀帝与唐明皇、杨贵妃的“两世姻缘”为副线,以欣赏的态度写了这两对情人的“爱情”,这也是书中的糟粕。封建帝王固然可以作为文艺作品的爱情主人公来描写,但隋炀帝、唐明皇之于朱贵儿、杨贵妃,与其说是“爱”,毋宁说是对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女性的玩弄,与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并不相干。
文言警告!